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原型病逝,体内还有两颗特殊“文物”

原标题: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原型病逝,体内还有两颗特殊“文物”

沉默像一座山,隔开李景湖与家人,也隔开那些戎马倥偬的日子。两颗弹头“咣当”落入托盘,这是一名老兵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。

那是两颗小小的金属物,笔筒状、直上直下,大约有豇豆大小,颜色有些发黑。

2020年9月,两颗弹头被列入河北省高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的革命文物清单。在此之前,两颗特殊的“文物”,曾经在李景湖的身体里呆过六十多年。

13岁参军的李景湖,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,曾是魏巍的长篇通讯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中,“通讯科长”的原型。

2020年9月2日,95岁的李景湖在北京病逝。9月4日,遗体火化后,北京市东郊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从骨灰里发现两颗弹头,一枚在头部,一枚在腰部。

两颗弹头“咣当”落入托盘,这是一名老兵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。

两颗弹头

大部分时候,李文新觉得自己对父亲一无所知。沉默像一座山,隔开李景湖与家人,也隔开那些戎马倥偬的日子。

直到两颗弹头的出现。

李景湖早年曾照过一次X光,“屁股附近亮闪闪的,我们都知道他身体里有弹片。”李文新说。

人到暮年,家人发现李景湖经常无缘无故流口水,并老说自己头疼。担心父亲患上脑梗,李文新将父亲带到医院体检。

父亲做脑部CT时,李文新一直在门口坐着。没有想到的是,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一个又一个的来,诊断结果还没有音信。

“你父亲是不是当过兵,曾经在战场上受过伤?”一名医生带着李文新走到片子前,医生说,李景湖的头部有一颗金属物,从各个角度来看,“像一颗子弹”。

谁也说不上来,这枚子弹是怎么进入到李景湖右侧大脑上方的,反复检查也只在左耳附近的骨头上,发现一处擦伤。

得知这个消息,李景湖也只是“哦”的一声。像过去的几十年一样,没有提起自己战场上的任何经历。

父亲是一个谜。李景湖的沉默里,有峥嵘岁月的浮云苍狗,是不敢思忆、不堪回首。

直到前年,李文新为父亲办复转军人登记,翻阅档案才得知,父亲在朝鲜战场上获得三等功。

《革命伤残人员评残检评登记表》显示,1953年7月,李景湖曾在朝鲜坪山南村战斗中负伤致残。

父亲头上的子弹是不是来自朝鲜战场?李文新依旧不得而知。考虑到子弹已经留存多年,身体上并无大碍,家人没有为李景湖准备开颅手术。

直至李景湖去世,弹头才重回家人的视线。

火化之前,李文新的丈夫特意让工作人员留神弹头。但骨灰出来后才知道,第二颗弹头出现在父亲的腰部。

“我们可能这才知道,我爸爸经受了这么多,他自己从来不跟任何人说。”李文新当场泪如雨下。

一份档案

很少有人知道,魏巍的长篇通讯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中,多次提到的“通讯科长”便是李景湖。

在朝鲜,担任通讯科长的李景湖,陪同魏巍进行采访,被写进《挤垮它》,后收入通讯集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中。

李景湖的档案袋,用黄色牛皮纸制成,厚达5厘米。

这是一个老兵一生的厚度。

第一份材料,可以追溯至1938年1月。那年,13岁的李景湖在河北高阳入伍,成为冀中军区的一名通讯兵。

他来自华北平原一个贫苦的家庭。一家人靠两台织布机为生。日寇大扫荡时,经济更是困难,曾经全家逃荒到外县讨饭,李景湖的妹妹被卖掉,代价是两斗红粮。

在此之前,李景湖一直在村小读书。他不算一个安分的学生,在学校里曾经举办讲习会宣传抗日,提出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,保卫中华民族”的口号,告诉乡民九一八事变的经过、日寇蹂躏东北父老的真相。

战争真实而残酷。档案里的李景湖,有过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。

1942年5月,日寇扫荡冀中,李景湖所在的队伍失散。遇到扫荡的日伪军,在田地里伏着的李景湖被抓住。

身着制式服装、手指细柔的李景湖自称是农民,伪军不信,拿枪托打他。从李景湖的口袋中,伪军搜出一本记载着伙食帐的日记本。慌乱中,李景湖称自己是小队的司务长,队伍已经不知去向,自己回家探望生病的父亲。

之后,伪军便将李景湖交给本地的联络员,最终被老家的村长以两百元伪币赎出。

另一次更为惊险。日军使用包围的方式大扫荡,从大圈向内包,四面打枪,李景湖和战友们朝着各个方向跑,都没跑出去。

李景湖带着两个交通员向东冲到大鲤鱼村口的时候,被日本人发现。交通员往西跑,李景湖则穿过一条街,钻进一个胡同,躲进了一户人家的厕所里。

从厕所的墙缝里望出去,汉奸领着日本人在胡同里端着刺刀来回走,越来越近。李景湖咬着牙,握着手榴弹,随时准备同归于尽。没想到,日本人搜查十分钟后便走开,最终死里逃生。

1958年,李景湖因伤退役,同年填写的《军官退出现役申请报告表》中写着,李景湖的健康状况为:“头疼”“右手及右脚各负伤一次,已残疾。”

2020年9月,档案录入最后一份文件:死亡证明。

至此,一个跨越95年,名叫“李景湖”的档案,将被永远封存。

沉默如山

李景湖的身体,诉说着所经历的一切。

两颗子弹,一些弹片,无法用力的右手,走起路来略微往前歪着的身体,和有些拖沓的右腿,都是时间的见证。

家人眼中的李景湖,是一个普通的父亲,过着普通的生活,沉默寡言,“可以说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一个人。”

离开战场的战士,往往会无所适从。在家人眼里,李景湖的精气神,似乎被永远留在枪林弹雨中。

转业后的李景湖,很少和家人交流,也很少合群。在负责管理离休事务的刘徳昌印象中,李景湖腿脚还便利的时候,总是一个人急匆匆地走路。

长女李甦也回忆,父亲是个特别爱走路的人,虽然受过伤,右腿走路不是很利落,但是每天都不闲着,刮风下雨都恨不得出去。

但是,李景湖每次都是一个人四处逛。李文新记得,父亲一个人坐上公交车就走,也不知道去哪。冬天,还会一个人骑着车去钓鱼。

生命的最后四年,护工杜师傅日夜看护着李景湖,老人没有提过什么要求,就连上厕所、喝水,也从来不会提出。

只要不问,李景湖很少开口,“就连电视声音大了、小了,他都不说,如果电视放着他不喜欢看的节目,他就默默开始翻书。”杜师傅说。

杜师傅记得,自己刚去看护那阵,每到晚上,李景湖都睡不着觉,最开始吃药,但是都不怎么管用。晚上有时候会大喊大叫,声音从三楼传到一楼,还突然起身,想要出去,“安抚他,顺着他的心意来,给他点瓜子嗑,慢慢就好了。”

这并不正常。在家人眼中,经历过生死的李景湖,甚至是一个不知道疼的人。李文新记得,有一次,父亲从藤椅上站起来的时候磕到桌角,“头上开了好大一个口子,血哗哗地往外流,缝了7针。”

但是李景湖神色不变,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样,只在医生为伤口消毒时闷哼一声,身子有一点躲闪动作。

“叫我同志”

生活中的李景湖,并不是一个花钱的人:袜子缝缝补补,接待亲戚只买一个饼。小时候,孩子的铅笔,都要使到头才给换新的。

李甦说,无论对自己,还是对家人,李景湖都有着严格而朴素的要求。

但李景湖并没有什么财产。钱上哪去了?家人问过,他从来不说。直到有一天,李景湖的一位老战友打电话到家里,大家这才知道,多年来,李景湖一直在给家庭困难的老战友们寄钱。

2003年,陈德昌开始负责离休老干部的管理工作,逢年过节去慰问离休干部时,在李景湖家提起打仗,老人总是很兴奋。早些年,李景湖还经常去战友家串门,“一个人跑到大兴附近去。”

李景湖的心里似乎总是放不下战友。退休后,爱好读书写字的李景湖也没闲着,还与几位老战友合写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。

闲暇时,李景湖也在家看抗战剧,一个人边看边嘟囔,“这和我们当年不一样。”

2013年摔过一跤后,李景湖的身体每况愈下,时不时地犯糊涂,把窗户当成门,把女儿也认错,坐在轮椅上,只能由别人推着出去玩。

但是,只要有人打着拍子,或者起个头,李景湖就能唱起革命歌曲。团结湖公园的革命歌曲活动,总少不了他的身影。

今年6月,李景湖发烧入院,躺在病床上还能一字不落地唱完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。

“大爷”,病床前,杜师傅喊着李景湖。大多数时候,老人不作声,有时候会专门纠正一下,“别叫我大爷,叫我同志。”

新京报记者 汪畅 实习生 黄可 

责任编辑:郑亚鹏 SN2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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